萧春雷：客家，一个族群的诞生与觉醒
| 招商动态 |2016-05-20
（萧按：近年来，三明地区集体加入客家，我的老家泰宁成了客家县，我也一夜之间“被客家人”。我的许多朋友都很迷惑，宁化诗人鬼叔中给我邮件，说我要表示个态度。我回信说自己人微言轻，我的态度根本不重要。现在想想，我还是应该声明一下：我并非客家人；据我的认知，三明地区只有宁化、清流和明溪三县是传统的客家区。
然而，这个话题还有复杂的一面，正如我这篇文章结尾所述：“客家并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客家还是被学术、舆论、宣传建构出来的一个想象共同体，在不同的时空具有不同的含义。事实上，从一开 始，客家就是土客冲突背景下族群动员的产物，客家运动的规模、大小和持续时间，都取决于动员的能量。什么是客家？并非一个单纯的人类学问题，还要看谁在下 定义。从某种角度看，客家运动与客家研究相互缠绕，相互塑造。”
本文是我关于客家的一系列文章里较系统的一篇，发表于《华夏地理》2010年9月号别册。也许，可以给关注客家问题的朋友提供一点背景知识和思考方向。）
一个在赣闽粤边迁徙千年的沉默族群，两百年前在广东觉醒，开始影响中国。30年前，客家核心区闽西和赣南的居民还不知道自己是客家。如今，客家人几乎无所不在……
围绕赣闽粤边打转的移民
傍晚到达赣州。郁孤台重门深锁，八境台也掩紧了铁门。我只好出城墙北门，在龟角尾公园转悠。赣州古城宛如一个乌龟，东北角的这块地因此称龟角尾。章水和贡水，一左一右，绕城而来，汇合成浩荡的赣江，滔滔北上。广场中央的高台上置一巨鼎，旁书“客家先民南迁纪念坛”。
暮色中，巨鼎与城墙上的八境台前后映照，勾勒出生动的轮廓。我还是先说八境台的故事吧。北宋虔州（今赣州）地方官孔宗瀚在此建台，绘《虔州八境图》遥请大诗人苏轼题诗。苏轼作诗八首并序，想当然写道：“东望七闽，南望五岭，览群山之参差，俯章贡之奔流，云烟出没，草木蕃丽，邑屋相望……”17年后苏轼流放岭南，路过赣州，竟得以亲临八境台，只是没看到自己的题诗。赣州士大夫解释说，他从前的题诗的确刻了石，被人拿走丢了，请他再次题字刻石。苏轼又作《八境图后序》叙述因由。
苏轼两次为八境台题字，石刻还是没有流传下来。赣州人未免太不认真。苏轼旋即仓皇南下，越梅岭，到达广东惠州。他深爱的侍妾朝云最后死在惠州。
那时还没有客家。历史有时需要遥望。苏轼不知道，他在赣州遇见的是一群客家先民，一场历时千年的客家移民运动已经拉开序幕。同样，这群客家先民也没想到，他们的后裔，日后将跋山涉水，穿过闽西和粤东的重重山岭，抵达惠州。龟角尾广场上的“客家先民南迁纪念坛”，便是对这一事件的追认。
赣州是江西南部的中心城市，位于赣江上游，下属17县市。从地形看，赣南地区群山环抱，西有罗霄山余脉诸广山脉与湖南分隔，南部有大庾岭和九连山形成通达广东的屏障，东有武夷山脉与福建隔开，斜贯北境的于山山脉阻隔与赣中地区的交通；内部总体地形是南高北低，以丘陵和盆地为主，境内的河流从东西南三面汇入赣江，北上鄱阳湖。
赣南自然条件较差，又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，长期以来地旷人稀，散居着刀耕火种的苗瑶语族居民。唐代安史之乱后，才有汉族移民大量涌入。北宋王安石在《虔州学记》中不客气说：“虔州江南地最旷，大山长谷，荒翳险阻，交广闽越，铜盐之贩道所出入，椎埋盗夺鼓铸之奸，视天下为多。”唐宋时期的赣州，山深林密，烟瘴缭绕，还是江西最僻远和混乱的地区。
南北朝以后，中原地区的每次动乱引发一波移民南迁高潮。对于赣南地区来说，影响最大的是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之乱，从赣中赣北而来的移民，一批批穿越于山山脉，来到洪荒初开的赣南。兵荒马乱的年代有块世外桃源安身，已是十分侥幸。他们披荆斩棘，开辟田园，辛勤稼穑。当赣南开发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移民们向东翻越武夷山脉，进入闽西。福建的开发本来就晚于江西，而闽西又是福建开发最晚的地区，有条件容纳移民。据学者研究，闽西接受移民的高潮稍晚于赣南，主要为唐末五代、两宋之际和宋末元初，移民主要来自赣南、赣中和闽北。经过两宋三百年的开发，闽西人满为患，部分移民顺汀江而下，进入粤东。宋元之际的战乱，更带来一个移民粤东的高潮。
理论上说，粤东开发成熟，新移民们将继续向南向西推进。如果这样，他们很可能消失在其他族群的汪洋大海里。然而在元末明初，因为战乱和瘟疫，赣南地区人口锐减，田地荒芜，引起闽西和粤东移民大规模回迁。1495年，明朝廷在赣州设南赣巡抚，管辖赣南、闽西、湘南和粤东北八府一州地区，赣闽粤边突然间隶属于同一个行政区，这种状况持续到清初，前后达169年，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和整合。
我们回头望去，观察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这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似乎围着赣南、闽西、粤东北这样一个封闭的山区打转，反复磨合，原先定居在该地区的苗瑶语族居民，也被他们同化殆尽。最后，赣闽粤边熔铸出一个方言和文化都相当独特的族群，就是后来所说的客家。
明末清初，赣闽粤边人口大量增长，被迫向粤中南、赣西北、浙西南等地突围，不免与世居当地的土著汉族居民发生冲突，晚来者被称为客人，客家。土著与客家的肢体冲突称土客械斗。客家这一称谓，最初来自于客家族群与其他族群混居的边缘地区。
石壁之谜：客家运动与理学
在客家迁徙史上，闽西宁化县的石壁具有特殊的意义。石壁现为宁化县西的一个镇，平野辽阔，土地肥沃。不远处，横亘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出现了一个低矮的豁口，叫站岭隘，把江西石城县与福建宁化县紧密连接在一起。历史上，众多赣州移民通过站岭隘，在石壁停留一阵，再南下长汀、上杭和粤东。
早期研究者多认为，宁化石壁是客家先民南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。1912年英国传教士艮贝尔在所著《客家源流与迁移》一书中说：“岭东之客家，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者。”光绪《嘉应州志·丛说》也说：“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，大约以宁化为最高。所有戚友，询其先世，皆宁化石壁乡人。”黄遵宪之弟黄遵楷所撰《先兄公度事实述略》一文说：“嘉应一属，所自来者，皆出于汀州宁化石壁，征诸各姓，如出一辙。”1940年代，罗香林发表论文《宁化石壁村考》，亦称：“广东各姓谱乘，多载其上世以避黄巢之乱，曾寄居宁化石壁村葛藤坑，因而转徙各地。”
部分学者认为，客方言形成于南宋时代的闽西，作为一个族群的客家也奠基于这一时期。宁化学者刘善群更认为：“石壁孕育了客家民系，孕育了第一代客家人。”据他的研究，客家主要姓氏中，有近200种，其祖先是宁化及其石壁人氏，或经过石壁播衍各地，并且这些石壁祖先，大多被尊为始祖、开基祖。
一个庞大的民系，孕育于如此小的一个子宫，的确匪夷所思。但是我相信，客家移民经过宁化时，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，使石壁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地名。去年夏天，我为写作《世族春秋——宁化姓氏宗祠》深入采访，终于有了一个答案。我在书中写道：“宁化对于客家运动的重要性，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个过道、一处驿站、一个容器，它同时也注入了精神和价值。众所周知，客家是最重视中原文化正统的族群之一，这种执着，与闽学对于道统的坚持如出一辙。我相信，闽北诞生的朱子学说——即理学——的精神，正是通过闽西北的宁化，传递给了这些迁徙中的宗族。它们被一种共同信仰的价值团结起来，相互依存，凝聚为一个新族群。”
古汀州府八个客家县，大多属于汀江流域，只有宁化、清流和明溪属于闽江流域。汀江流向粤东，与梅江汇合后成为韩江，流经潮州入海。从地理上说，闽西汀江流域与粤东梅江流域同属于韩江水系，两地交往相当密切。闽江上游的宁化开发最早，汀州府设置之前，曾隶属于闽北建州，从地理和传统的角度看，它与闽北互动较多。南宋前期，朱熹师徒正在闽北各地倡导理学，声势浩大，如日中天。当江西客家先民进入宁化时，也有大量深受理学熏陶的闽北移民涌进宁化。翻检谱牒，我发现将近一半的宁化宗族来自闽北各县，而“南剑三先生”等理学家族与宁化渊源尤深。理学鼻祖杨时家族是从石壁迁往将乐县的，他的4世孙又迁回宁化；宁化开县功臣罗令纪是从沙县迁来的，与理学家罗从彦同宗；朱熹的老师李侗之子李信甫从南平迁居宁化。而许多客家的族谱，都有一篇伪托朱熹的谱序。
理学给客家移民运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客家人强烈的中原心态和正统观念，崇祀祖先、聚族而居、恪守礼教、重视教育、耕读为本、忠孝廉节等传统，均由此而来。朱熹是最重视祭祖的理学家，《家礼》曰：“君子将营宫室，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。”客家人建造宗祠也特别起劲，一个家族，往往有总祠、支祠、房派支祠等十几数十座，形成一个等级分明的宗祠体系，看气势恢宏的上杭李氏大宗祠，让我们感动于他们慎终追远的情怀。地形再不利，客家人也要按中轴线起造大厝，为的是取中，给祖先的神主牌留个最好的位置。圆形土楼众望所归的圆心，必定建造一个公共祖堂，好一起祭拜列祖列宗。
我觉得，石壁是一个符号，戳印在漫长的迁徙之路上，用以纪念一群乌合之众被一种共同价值打造成一个族群。这些衣衫褴褛的迁徙者因为有了精神归宿，变得容光焕发，百折不挠，无坚不摧。
后知后觉的闽赣客家
1815年，广东惠州的东莞、博罗发生过几次土客械斗，时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的徐旭曾因学生之邀，口述了一篇《丰湖杂记》，解释客家人为什么世居当地数百年仍称为“客人”。后世学者普遍认为，这是首篇论述客家的文献，标志着客家族群意识的诞生。
在此之前，客家人并不明白自己的来历，与其他族群冲突，总被污蔑为“匪”、“贼”，崇祯《东莞县志》称客家人为“獠”，看成野蛮民族，有人甚至给“客”字加上一个反犬旁。客家有识之士非常愤慨。徐旭曾是和平县人，进士，官至户部四川司、福建司主事，退休后曾先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、惠州丰湖书院。他的《丰湖杂记》可以看成对这种污蔑的反驳：“今日之客人，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，忠义之后也。”
据徐旭曾的说法，宋帝南迁，客家先民举族随行，一边抵抗元兵，一边由赣而入闽、粤，患难余生，遂同居一地，休戚相关，因不与土人混居，故被称为客人。客人耕读为本，精于技击，女不缠足，习劳耐苦，语言风俗与中原颇通。他说：“客者对土而言。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，则土自土，客自客。土其所土，客吾所客，恐再千数百年，亦犹诸今日也。”
清代，广东嘉应州（今梅州）成为客家移民运动的中心。粤东山区分布着一系列与海岸线平行的斜向岭谷。兴（宁）梅（县）盆地南面，由闽西博平岭延伸而来的阴那山—莲花山系，将梅州与沿海潮汕平原隔开。潮汕平原早被福佬人开发成熟，对于许多客家人来说，汕头只是一个向台湾移民的口岸。兴梅盆地北面，还有两条平行于莲花山的斜向山脉——罗浮山脉和九连山脉。客家人口大量增长之后，从粤东北顺河谷往西南河源、惠州方向推进，部分移民清末已经来到深圳和香港，并散播到海外。
客家移民在广东迅速扩展，引发了许多土客冲突，导致族群动员和族群意识的凝聚。徐旭曾的悲观有一定道理。1860年前后，广东西路发生了更加惨烈的土客大械斗，死伤人数高达百万。事件平息后，广府人与客家人的战争延伸到笔端。同治《新会县志》、光绪《新宁县志》谩骂客家人为“匪”、“贼”。1905年出版的《广东乡土历史》教科书称：“广东种族有曰客家、福佬族，非粤种，亦非汉种。”客家文人奋起反击，纷纷著文论证自己非但是血统纯正的汉族，还特别优秀。1933年，兴宁人罗香林的《客家研究导论》开篇即说：“南部中国，有一种富有新兴气象、特殊精神、极其活跃有为的民系，一般人称他们‘客家’，他们自己也称‘客家’。他们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。”该书被公认为客家学开山之作。毋庸讳言，罗香林的研究也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。
客家一词，最初就是移民前线的广东叫出来的，指说梅州话的人群。那些置身于海外的客家人，依赖乡音，咸认梅州为本部，梅州因此被称为“世界客都”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客家研究局限于广东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的大学同学里有不少来自闽西永定、上杭、宁化的，从没有听他们自称客家。谈到客家，他们也撇得很干净，说那是广东梅县人。80年代末以后，客家热兴起，广东与海外客家人来闽西宁化寻祖，宁化人恍然大悟，才明白自己是客家。考虑到海外客家人有四五百万之众，有益于招商引资，宁化县乃大做客家文章，在石壁建客家公祠，宣传“客家祖地”；长汀县不甘示弱，自称“客家首府”。
族群意识的觉醒，最初发生在边缘和前锋地区，然后才向核心区反向蔓延。这是合乎逻辑的通例。赣南比闽西更后知后觉。据赣州市博物馆副馆长万幼楠先生回忆：“20世纪80年代末期，客家文化热首先在广东、福建兴起。也就在那时，我知道了闽西、粤东、赣南是客家人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，知道了我们乡下说的话原来就是客家话，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就是客家人。……从此，赣南人一夜之间‘易帜’为客家人。”作为客家南迁的第一站，赣州给自己的定位是“客家摇篮”。
一座围楼就是一个家族
有年正月，蒙蒙细雨，我在闽西永定的振成楼住过一夜。三楼，房间很小，有些潮湿，厕所在土楼外，所以天黑后就放个马桶在内圈廊道上。土楼内的住户大多数搬走了。深夜起来吸烟，一走动，廊道上的木楼板就发出响亮的咯吱声，还响起回声。四周静悄悄的，楼下祖堂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。土楼的大门都已关上，看不见星空，我像是安全地蜷缩在蛋壳里，或是子宫中。我在想，一群客家人，住在兵营式的一模一样的房间里，如何维护他们的隐私，发展他们的个性？始终处于战备状态的人民，生活是很艰苦的。
尽管永定土楼天下闻名，数量庞大，但我们不能把土楼完全当成客家民居，因为闽南人在南靖、华安建造的土楼同样精彩。土楼是闽西南最具特色的防御性民居，仿佛一座座有永久居民的碉堡，通常建成圆形或方形，外墙用生土夯筑，高达三四层，厚实坚固。在永定、平和寻找土楼的过程中，不时看见路边荒野立着几面孤零零的土墙，几乎完好无损，房屋的木构部分却荡然无存。
在赣州龙南，我看到另一种有永久居民的碉堡，叫围屋。因为多用砖石筑墙，不属于土楼。著名的关西新围建于清嘉庆年间，占地面积7426平方米，四面外墙高7米，四角各建一座高挑的角楼，构成一座精致而坚实的家族城堡。墙体无窗，只有一个个冷森的射击孔。围墙里面，容纳了一座完整九井十八厅（实为14个天井、18个厅堂）建筑，共199间房屋，包括了祠堂、花园、戏台、马厩、轿夫房等等。赣南围屋主要分布在紧邻闽粤边界的龙南、定南和全南，以及寻乌、安远、会昌、信丰的南部，多为二层，方形，附设角楼，防御能力不亚于土楼。上世纪30年代，国共两党在赣南大地上激战，古老的围屋意外经受了现代战争的考验。1931年底，红军彭德怀部九师攻打于都县马安乡的上宝围，4个多月攻破；1933年底，陈济棠部四十四师两个团围攻安远县镇岗乡尊三围，动用了飞机大炮，40天破围。
从赣南穿越连绵起伏的南岭，进入粤东兴宁盆地，风景殊异，荔枝正在挂果。公路上就可以看到，每个村子都有一座或数座围龙屋，被杂乱的新房簇拥着。通常，围龙屋的前方是一个半月形水塘，然后是空坪，一幢双堂两横正屋，后部是一排半圆形围屋，与水塘对称。一般来说，后面一排围屋要高于正屋，二者之间的半圆形空坪倾斜微凸，称为化胎或花胎，是风水要地。许多围龙屋已经人去楼空，破败倾圮，花胎生满青草。从侧门进坭陂镇的进士第（王侍卫屋），看门面并不大，在一位老人——屋主的后裔——引导下参观，才发现其大无比，是三堂八横建筑，占地面积达22000平方米，号称围龙屋之最。梅县也有许多围龙屋。南口镇侨乡村聚集了二三十座风格各异的围龙屋，仿佛一个小型博物馆。建于1904年的南华又庐相当精美，其山墙装饰，一看就是典型的南洋风格，屋后还有座小炮楼。
围龙屋也是注重防御功能的一种民居，正面少开窗或开小窗，数座横屋和围屋严实护卫正屋，个别还附设角楼。但总的来说，其防御性比土楼和围屋弱，居住起来更加舒适。
三种聚族而居的客家围楼——闽西土楼、赣南围屋、粤东围龙屋，不约而同出现在客家核心区，并且都具有准军事色彩，令人瞩目。据学者研究，这三种围楼出现的年代，不论实物还是文献，经得起科学检验的，均未早于明代中期。也就是说，它们大量出现于客家族群向外扩张的16世纪以后。围楼的主要分布地区，一是偏远山区，如赣州的“三南”地区，二是客家族群的边缘区，例如永定和深圳，可见它们是匪寇横行和土客冲突的产物。围龙屋可能由土楼或围屋演变而来，但很难判断围屋与土楼谁影响了谁。很有可能，它们都是直接取法于各地真正的军事建筑——官匪对峙修筑的碉堡山寨，结合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传统，加以改造而成的。一座围楼就是一个家族。
围楼只是客家民居里一股小小的支流。无论在赣南、闽西还是粤东北，客家民居的主流都是府第式建筑，称九井十八厅，或九厅十八井——井为天井，厅即堂，泛指天井和厅堂众多的大型民居。典型的九井十八厅建筑也是青砖灰瓦，中间为一栋包含前厅、中厅、后厅的正屋，两边再各建一排或两排横屋，称“三堂两横”式或“三堂四横”式，屋宇众多，等级分明，能够最好地满足客家人四世同堂的家族居住理想。
我怎么突然变成客家人
最后，你也许想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客家？换句话说，能不能通过一些明确的外部特征分辨客家与非客家？回答是不能。
客家学的开创者罗香林先生曾经主张：客家人来自南迁的中原士族，是血统最纯正的汉人。后世学者多不赞同这种观点。房学嘉先生出版于1994年的《客家源流探奥》，甚至主张一种相反的观点：客家人是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古越族遗民混化的结果，并且主体是古越族人。这观点比较另类，和者寥寥。1997年，陈支平先生的《客家源流新论》通过大量排比客家与非客家的谱牒文献，得出结论说：客家人与南方非客家人的中原祖居地没有差别，南迁过程也大致相同，血统上并无明显区别。总的来说，学术界公认，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，并非种族概念。
在古代，识别客家也许更加容易，据说客家妇女不缠足，特别勤劳，但现在所有的妇女都不缠足了，这条标准排不上用场。也许，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说客家方言的人定义为客家人。然而语言学家说，客方言与赣方言同出于原始赣语，二者同源异流，难解难分。另外，不要忘了畲族也说客方言。因此，判断谁是客家人，除了语言标准，还要考虑到居住区域、文化传统和心理认同等因素，一言难尽。
我的老家闽西北泰宁县，属于赣方言区，与闽西客家区宁化、清流、明溪相邻，语言相近，风俗相通。我查了一下罗香林先生1950年的著作《客家源流考》，该书估计海内外客家人2520万，全国共有33个纯客住县（广东15个、江西10个、福建8个）和144个非纯客住县，都没有泰宁县的名字。但是据上世纪90年代吴福文先生的《中国客家分布报告》，海内外客家人总数约6500万，其中国内约6100万，全国共有41个纯客县，220个非纯客县，泰宁被列入非纯客县。有意思的是，近年来客家区似乎又扩大了地盘，许多资料已经把泰宁称为纯客县了。
从前，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是客家人。现在，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变成了客家人。
要解答这种疑惑，就必须换一种方式思考。我觉得，客家并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客家还是被学术、舆论、宣传建构出来的一个想象共同体，在不同的时空具有不同的含义。事实上，从一开始，客家就是土客冲突背景下族群动员的产物，客家运动的规模、大小和持续时间，都取决于动员的能量。什么是客家？并非一个单纯的人类学问题，还要看谁在下定义。从某种角度看，客家运动与客家研究相互缠绕，相互塑造。
2010年7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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